1991年6月3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中国十大翻译家之一、《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斯巴达克斯》等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的译者李良民先生，不幸在上海病逝。
这是一代翻译巨匠与我们万千读者的永别。痛惜之情，难以言述。以至于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仍让我们难以忘怀。
李良民翻译《牛虻》的冲动，始于本世纪30年代，而真正动手翻译，则已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他曾这样追忆自己对《牛虻》的初恋：
“在浩如瀚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我为什么偏偏要翻译《牛虻》这样一部小说，把它呈现给我国的青年读者呢？这首先要从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谈起。……我热爱这部书……但同时在这部小说中却有一个问题使我无法获得解答，这就是牛虻问题。在书中，丽达把保尔称做‘牛虻同志’。从书中另一些情节看来，这部描写英雄人物牛虻的小说显然对保尔（其实也是对作者自己）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李良民的脑海中，“牛虻问题”显然是点燃他向往英雄的激情的导火线。作为英勇的革命者，已受尽一切酷刑而面临死亡的牛虻对那些行刑的刽子手嘲笑般吼道：“开枪吧！轮到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大炮来代替这半打破旧的马枪了。”当第一排枪没有将牛虻打死时，他又对那些刽子手喊道：“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再试一下看！”正是这感天动地的壮烈场面，这气冲霄汉的英勇气魄，深深地激励着李良民。由此，李良民深情地表示：“如果能让我也和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地看到它并把它翻译给读者，那该多好！”
十分可贵的是，李良民这种深埋在心底的创作激情和夙愿，从30年代开始，直到50年代初，一直没能熄灭。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为他这种激情的喷发创造了条件。他先后在旧书摊和书店里买到两种《牛虻》俄译本和一种英文原版书。两种俄译本，一种是由儿童出版社出版，一种是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他反复对照三种不同版本的优劣，仔细体味其中的不同，认为儿童版上半部好于下半部，青年近卫军版则下半部好于上半部，但颇为令人惋惜的是：两种版本均有许多错漏译处、且均为删节本。于是他只能遵循英文原版来译，并参照俄译本的长处成文。
而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却差一点与这部经典作品擦肩而过。李良民于1952年初，曾将自己正在翻译《牛虻》一书，并希望该书交中青社出版的意愿，函询出版社。但当时出版社的具体经办人回复说：1952年的翻译书出版计划已经决定，不能接受这部译稿。当时，李良民“虽然感到最适合出此书的青年出版社竟不能出版这样的一本好书而怅然，但翻译工作还是继续进行”着。此时，李译《牛虻》的消息不胫而走，中青社遂不断接到要求出版《牛虻》的读者来信，而此前李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等书中所刻画的牛虻形象，在全国青年读者中影响日渐深入。日益迫切的期待和呼声终于使中青社在半年之后的6月19日回复李良民：“《牛虻》一书我们已决定接受你的译本出版，希望你根据英文原版详细校对一两遍后，速同原本及两种俄译本一并寄来。”这是中青社历史上一次令人称道的职业敏感的回归和觉醒。《牛虻》终于着床，并真正成了一个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
然而，《牛虻》的孕育过程并不顺利，从一开始，出版社就和李良民先生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我们今天翻拣当年的往来信件，仍可看到双方唇枪舌剑、锋芒毕露的论战。而李良民先生在信件中阐发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有着多么耀眼的思想光芒！
交锋之一：围绕着《牛虻》中译本是否应该删节问题展开。1953年6月18日，中青社给李良民先生的信如是说：“这本书的译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存在相当严重的缺点……我们曾请傅东华先生校对……他一时兴起，大动刀斧改动了许多。……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变成傅先生的东吴软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经过两道校改整理，并按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的俄语版本加以删节。”6月23日，李良民就此回复出版社：“我是一个各方面的修养都很差的初学翻译的人。我深深地相信：经过你们审校修改后的《牛虻》，对我今后翻译水平的提高，一定有极大的帮助……此外，我更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在《牛虻》出版后，我希望你们能把我的译稿和英俄《牛虻》原本寄给我，这在我是最理想的业务学习材料。第一，我可以向傅先生学，看他的校改方法、态度、对原文的理解等等。其次，我又可以向你们学，学习你们在校改译稿时所掌握的原则和精神。”我们不能不佩服李先生的大度：对他的译稿横加杀伐，他没有在意过，却在他视为原则的删节问题上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奋争。
1954年12月30日，他行书给中青社：“我有没有对你们不满的地方呢？……这一点我预计提出来时可能遭到你们否决，但是既然我有意见，好些读者有意见，我就不得不为了原作者和读者向你们提出抗议，而且间接的也是向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提出抗议。我觉得对一部古典的文学作品，基本上应当力求保持原作的完整性。首先，《牛虻》是不是一部古典文学作品呢？……在苏联和我国来说，那已是无可置疑的了。高尔基、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的母亲以及我国的文学批评工作者王任叔、韦君宜的文章都可以证明。其次，古典文学作品中有没有不合乎马列标准的，有没有对青年、儿童有害或者是不适合的东西呢？自然有，而且一定有。但是，就以我国的《红楼梦》等书为例吧，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作家出版社）在整理出版的时候难道可以把作者原文加以删节吗？我记得报刊上曾载有读者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提出质问，说是《水浒》中有迷信的地方（洪太尉误走妖魔），为什么不删去？他们的答复大意就是：尊重原作者，书中的好坏应由读者加以辨别和扬弃。我觉得这态度是正确的（编辑者可以加注，加说明，甚至加上整篇的批评文章，但是不应该删节原文）。而反之，就是不正确，就是不尊重原作者，不尊重古典文学作品，就是粗暴！……自然，有时也有例外，我不反对儿童出版社为把《牛虻》中牛虻对绮达的不合理的侮辱女性的态度的那一段加以删节，而《牛虻》一卷第二章游阿尔卑斯山时对蒙泰尼里那样自己感觉犯罪的心理描写加以保存，我也觉得完全是对的，但对第八章中的大段描写（也是描写蒙的心理）加以删节就令人不可解了……因为青年已有辨别的力量。……我觉得你们删去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宣扬迷信的地方，那也是对蒙泰尼里的深刻的内心描写。所谓“宗教气氛过浓”加以删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配合衬托人物心理描写的环境特写，这一浓重的宗教气氛恰恰有助于人物的心理解剖，使人物的精神状态更见突出！一卷二章那段对日落时阿尔卑斯山山谷的描写，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
而1955年2月8日，中青社给李良民先生的回信中反驳说：“关于《牛虻》是否是大典作品？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不同看法。但是，古典作品是否就不能删节，有所删节就等于粗暴？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出版一部古典作品，就因为这部古典作品，对今天的广大青年读者来说，仍然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决不是为古典而古典。因此我们认为其中一些不健康的易起副作用的，特别是显然有害的地方，必须有所删节。……至于《牛虻》一书中所作删节是否全部都很恰当，我们可以作进一步商量研讨。”
不幸的是，这种“商讨”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直到李良民先生去世后的1994年，才在重新排印时大部恢复原删节部分。
交锋之二：围绕着注释问题展开。1952年6月22日，中青社在收到李良民先生一部分《牛虻》译稿并审读后，向李先生提出：“关于注释，我们有这样的意见：1．一律改用边注；2．有些已成常识的东西，可以不必加注，如‘比萨’、‘热亚那’、‘十字架’……等；3．谈到耶稣的故事，必要时只须注明一下事情经过，帮助读者了解本书即可，不必加上‘见新约……福音……’等字样，因为没有必要让青年读者去‘见’新约；4．注释应当尽量做到不要客观主义；5．碰到引用新旧约上的话时，似可考虑自己重新译，不必用旧译文。”而李良民在紧接着的两封回信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关于注释，我有这样的意见。客观主义的部分我已有了纠正，但你们所谓‘常识’的一部分如比萨、佛罗伦斯我还是主张保留。我认为，当此祁建华同志的速成识字法大力展开时，在我们（大概相当于大学水准甚至更高）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一般文化水准较低的读者还是陌生的，即使是初中水平的人，让他们温习一下旧有的地理知识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比萨’一类的注解，你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其实大都是俄译本的注解。苏联青年的文化水准无疑地高于我国的青年们，他们也这样做，可见我前信中的‘有益无害’的主张是对的，……关于客观主义的批评，尤其是‘不需要青年们去见新约’大体上是对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认为，《牛虻》一书除了一般的革命的意义，还有反宗教特别是反天主教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有可能是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数量极其巨大的青年基督教徒，这本书一定会像炸弹一般地使他们感到震动。正如鲁迅先生从旧社会出来挖旧社会的疮疤更见厉害一般。”针对李先生上述意见，中青社在6月28日又回复说：“经我社《奥传》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两书（《牛虻》大致也属这一类）的发行情形看，读者还是以初中高年级、高中、大学程度的青年占绝大多数（至少在目前是如此），据我们在北京的了解，这样的读者对象，一般水平还不至低到连‘十字架’、‘热亚那’一类的东西都不知道。因此，我们在6月下旬给你的信上，提出了已成常识的东西，不必加注的意见。——你这次来信既然认为我们这个意见是‘所谓常识’，显然与我们的看法尚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再作这么一个说明。”
这样“一个说明”，无疑就是一个结论。
交锋之三：围绕着书装和插图展开。在这一轮的交锋中，李良民始终保持着一个进击者的姿态。他初始是给中青社的责编开了一份备忘录：关于《牛虻》排印技术问题；关于《牛虻》的开本、装帧、编排次序与插图问题。特别是这第2个问题，李先生简直已经独自完成了《牛虻》一书的整体装帧设计，甚至具体到哪一页用一张什么样的图，尺寸多大，是否彩色，用什么纸，上面印什么字、字号多大等等。为了确保他的设计的完整性，他同时提出了一个装帧设计的“最低方案”和“最高方案”。确保“最低”，力争“最高”，他又用了一个激将法：8月20日，李良民先生寄赠了一本光明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并附信一封“关于封面和插图，我先要代沈广英同志向你们提出抗议。我认为，偌大一个青年出版社决不应该在插图上不替读者打算，因为好的插图所起的教育作用与原文的文字相同，有时与原文文字合起来，甚至会起更大的作用。我要不客气地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的光明版在装帧与插图上大大地胜过了青年出版社，而售价又低，这是一椿不很光彩的事情。我希望《牛虻》不要再遭到插图被削减的命运。”
这一次的交锋，未见中青社应战，李先生唱了一出独角戏，但这出戏唱得着实精彩——喧宾夺主的结果，是创出了一个众人喝彩的《牛虻》封面和插图。中青社把不光彩变成了光彩，李先生不正是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导演”的作用吗？
这着实是只能产生并存在于那个年代的非同寻常的革命情谊，同事之间，出版社与作者之间，心无介蒂，赤诚相见，无数的经典和传世之作，就是在这种精诚合作和精益求精中孕育和诞生着。
1955年年底，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凤子突然收到她的朋友、北京外国语学校美籍教师倍莎·史克写给她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倍莎·史克的丈夫威廉授意她写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凤子……你当然是知道《牛虻》的作者伊莎尔·伏尼契的，她是威廉的祖姑母，下文是威廉写的关于她的事：‘最近我去看了伊莎尔几次……她的问题之一是仅有少许或竟没有钱，她的书的畅销并没有给她带来益处，她现在是一无储蓄地生活着，有间舒适的房间和食物，但仅此而已，有些费用是由安供给的，安整日地工作着，同时还照顾着她。如果中国的文化界人士知道这情形，设法给她寄些版税来岂不很好吗？当然现在我们的政府不会允许他的汇款来的，但是让伊莎尔知道有人在关心她，帮助她使她自立，是有很大意义的。为什么你不写信把这事告诉郭沫若呢？”也就是在这封信中，倍莎·史克同时告诉凤子，伊莎尔·伏尼契仍活着，居住在纽约，已是94岁高龄。继而，伊莎尔·伏尼契的身世被揭开了：她的丈夫是波兰人，曾因参加波兰民族革命，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逃出后隐居伦敦，靠卖古籍珍本生活。因为这种买卖在美国较为好做，后便移居美国。伊莎尔·伏尼契的丈夫早已去世，她孤身一人，生活濒于困境，只有她从前的女秘书安娜供给她一部分生活费用。
伊莎尔·伏尼契竟还活着！竟然如此贫困地活着！这一消息，无疑对每一个中国读者都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中国作家协会收到凤子转来的信件，迅速作出反应，以1956年办字0065号文件形式，主送当时的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并同时抄送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并转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同志。文件的末尾这样写道：“伏尼契（夫人）的《牛虻》在我国青年中影响很大，但她们生活目前竟陷于困境。我们认为我国应对伏尼契（夫人）有所表示，并给以帮助，为此建议：
“一、请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付《牛虻》版税的名义，汇寄给伏尼契（夫人）一笔款项，并向她表示慰问。
二、请新华社和有关报刊发表消息，使人民了解她的处境及中国读者对她的关怀。
以上意见如可行，请批转有关单位办理。”
项南同志收到这一文件之后，随即起草两点意见：
“一、请黎群同志（张黎群，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写一报导，‘牛虻的作者还活着’，登中国青年报，并请新华社转发一下。”
二、同意付给版税，请语今同志（朱语今，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计算一下，并研究如何转给她。
报社写报导时，可把付版税的事也写在里面。
请耀邦同志批示。
发消息及付版税前再请示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耀邦同志大笔一挥：“同意”。并签名“胡”。
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项南同志意见和耀邦批示，遂于1956年2月9日行文请示文化部党组织：“我们考虑以一次付给稿酬美金5000元为恰当，可否如此支付，交国际书店能不能汇达，请予批示。”在得到文化部党组的肯定答复后，时任中青社总编辑的李庚同志提笔给伊莎尔·伏尼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亲爱的夫人：
我很愉快地告诉您，虽然这也许是您第一次接到一个中国出版者的信，但新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年读者早已熟悉您的名字和您的著名的长篇小说《牛虻》了。《牛虻》这本书于1953年7月由我社出版了中译本，该书的出版满足了新中国青年读者长期的渴望，出版之后立即轰动一时，并且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和私人的书架上占据了显著的地位。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推荐的评论，读者们举行了很多次讨论会。书中主角牛虻的热爱祖国、热爱正义事业的优良品质以及他的坚贞不屈、为自己的崇高信仰牺牲生命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单是本书的发行数量就足以雄辩地说明它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截至1955年8月为止，该书共印行了七次。初版的印数为二十万零四百册，第7次的累计印数为七十万六千七百三十五册。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解放以前，翻译小说一般印数不超过本书现有印数的百分之零点五。
中国读者对您，这本优秀的小说的作者，一向怀着崇敬和感谢的心情，我们的出版社也因为已经出版的优秀作品里有一本《牛虻》而感到高兴。现在我们已将您的稿酬五千美元通过有关方面寄给您，并另外通过我国国际书店寄赠给您四本《牛虻》的中译本，希望您收到以后给我们一封回信，并希望您能为该书的中译本写一篇序言。
谨代表《牛虻》的中国读者向您致敬。”
而伊莎尔·伏尼契则于1956年7月23日回复中青社李庚同志：
“亲爱的先生：
五月八日来信以及从瑞士日内瓦汇来的五千美元均已收到，谢谢。
我的小说《牛虻》被译成中文并在贵国人民中拥有这样多的读者的这个消息，是我晚年中听到的最令人惊喜的消息之一，至诚的感谢你把这本书在中国得到好评的消息告诉我。
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拒绝为《牛虻》中文版特别写一篇序言，另外还有两个国家也曾经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我怀疑作家为自己的小说写序言的价值，同时又因为我的高龄，我必须把余力用在完成我尚未完成的作品上。相信你们能够理解我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们请我写序言的诚意有任何不感谢的地方。
……
谨向你和中国读者问好。”
这是一封由伊莎尔·伏尼契亲笔签名的无比珍贵的信件；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弥足珍贵的史料；这还是一部极其精彩而深刻的文学档案。它带给我们的思想，是那么绵长而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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